第六十四章 有人天生是做生意的脑袋（中）

    毕云涛狂追毛淑芬，战智湛寝室的同学都知道。第一次表露心扉时，毕云涛就是根据毛淑芬的姓名，在元旦的时候写了一首藏头诗给毛淑芬：“爱恨情愁有谁知，毛举缕析枉自痴，淑女窈窕惹人醉，芬芳厮守会有时。”

    这首七言绝句虽不工整，却充满了真情。毛淑芬阅后，惊为天人。朦胧乎？抽象乎？意识流乎？超现代乎？野兽乎？或许此诗写得足够直白，以毛淑芬的智商领悟得了，遂欣然接受“避孕套”拜倒在自己石榴裙下。

    听了战智湛的话，毕云涛沉吟了半晌这才说道：“老战，你说得很对！是买卖就有赚有赔，不可能有稳赚不赔的生意。不过，就像眼前开展的‘五讲四美’一样，强调建立一种和谐协调的人伦关系，这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我开办书亭的原则就是‘义以为上’，主张‘以义统利’、‘先义后利’、‘见利思义’、‘见得思义’。”

    “你说啥？”战智湛常常以出生于圣人之乡而骄傲，自诩所读的圣贤书常人难以企及。可是，毕云涛绕口令般一顿“义”和“利”却把战智湛给说懵圈了。

    毕云涛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哦……我说的‘义以为上’是儒家‘义利观’的核心，也是我从商的宗旨。我说的‘利’是指个人利益；‘得’是指得到的。而‘义’原本是指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这句话强调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强调个体对整体的道德义务。这是种植根于社会文化的群体精神，进而扩展到整个民族和国家的集体主义精神。”

    毕云涛的话让战智湛听得烦不胜烦。他连连摇头，说道：“哎呦……俺的个亲娘哎！咱俩说的是你的书亭，你咋扯出来国家和民族，还有啥集体主义精神来了？你这不是喊口号嘛，你是不是准备毕业之后，去考师范大学马列主义专业研究生当老师呀？”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人们喜欢喊口号。一九八〇年五月，《神州青年》杂志编发了一封读者来信，随即引发了一场长达半年、覆盖全国的关于人生观、价值观的大讨论。参加讨论的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由此凸显的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的巨大分歧与混乱，成为改革开放之初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全国九个单位联合发出倡议，号召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开展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语言美、心灵美、行为美、环境美”为主要内容的文明礼貌活动，也就是当时最数字化经典语言的“五讲四美”活动。是青年们那时候所接受过的最直接、最通俗、最上口的德育教育。

    青年们不仅喊了，而且虔诚地去实践了。学校团委、学生会不仅组织同学们走上街头，宣传“五讲四美”，而且每天还要比谁打死的苍蝇多，看谁的衣服上染了小污垢，甚至有的欠儿登同学瞄准着某某某同学又骂了哪位同学一句脏话，立马报告老师去。倡议宛如一股春风，迅速吹遍了全国，“五讲四美”活动生动活泼地开展起来了。随着“五讲四美”深入人心，其内容也在不断充实，从而使其价值指向更加明确。

    多年以后，战智湛和同学们相聚，聊起当年的大学生活时，当年的“五讲四美”还是同学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可见，“五讲四美”给每个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有一次，当了甘肃一个地级市团委书记的“无烟煤”吴艳梅感触尤深：“‘五讲四美’不只是旧日时光中的一个名词。这个名词铭刻了一个时代鲜明的印痕，也携带着人们对于岁月流逝、万物复苏的记忆……它给了心灵以空间，它给了美以空间，它也表达了人们对秩序、文明、道德的渴望。‘五讲四美’谱写了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精彩篇章。”

    “紫丁香”颜若霞更神，居然还记得战智湛的同寝好友大才子毕云涛在一次“五讲四美”演讲会上所做的小诗：“我爱你，祖国！我爱你南海之滨的波涛轻歌，更爱北国的银装素裹。‘五讲四美’的春风呀，如荼似火。我们思虑，我们焦灼！我们奋发，我们开拓！我们努力，我们探索！我们跋涉，我们拼搏！去迎来一个崭新的祖国！”

    第一个“全民文明礼貌月”开始了。主要内容是以治理环境“脏、乱、差”为重点，并号召组成“青少年服务队”和“学雷锋小组”，广泛开展“为您服务，助人为乐”的活动。

    埠头大学不甘人后，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学生们参加义务劳动，像在学校校园内栽树啦，搞公共卫生等。至于几十年后“冷面笑星”所说的他小时候学雷锋做好事，在街头搀老太太过马路，弄得老太太一天回不了家的段子。虽然夸张，但确实是当时很普遍的事情。不仅小学生，就是大学生去逛街，遇到了老头儿、老太太，或是盲人、其他残疾人过马路，也会上前搀扶一把。那时的人们很质朴、善良，都以“学雷锋做好事”为荣，根本就想都不敢想还有“撞炮”这种事。不像几十年后人人自危，在街头见了老人摔倒都不敢搀扶，生怕被讹。以至于“老人摔倒该不该扶”十分荒唐的变成了社会焦点问题，甚至还有专家煞有介事的说“见危不扶”、“见死不救”从法律层面讲，并不违法。

    孟子说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意思是说孝敬、赡养自己的老人从而推及到别人的老人，抚养、教育自己的孩子从而推及到别人的孩子。这才是传统的中华美德，不能只强调“人人为我”，而远离“我为人人”。就像一位歌星在一九八九年春节晚会上深情演唱的《爱的奉献》中唱的那样：“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在“为您服务，助人为乐”活动中埠头大学电子系曾组织了一个“大学生爱心服务队”，在社会上的名气很大。他们的主要活动是利用星期天走上街头，义务帮助老百姓修理各种家电。“大学生爱心服务队”和中医学院的“杏林学雷锋小组”共同被团省委表彰过。

    毕云涛的脸一红，说道：“老战，你侮辱斯文！顽固透顶，不可教也！”

    说罢，毕云涛气呼呼的转身走了。实际上，战智湛怎么会不知道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作为中华文化的精髓，中华传统美德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仅在历史上对塑造中华民族精神、影响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发挥了巨大作用。“义以为上”的精神，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只不过战智湛就是不服输，喜欢打击“避孕套”的气焰而已。

    自从毕云涛给战智湛讲了一顿“义以为上”，勾起了他强烈的好奇心。战智湛连续多日泡在图书馆里，赌咒发誓要搞明白“义以为上”。功夫不负有心人，战智湛终于对“义以为上”有了初步的了解。

    掌握了新的知识，自然就有了卖弄的冲动。当战智湛有一次去卓不凡家的暗室，和卓不凡聊起“义以为上”时，卓不凡先是愣了愣，随即说道：“是的！儒家明确提倡‘见得思义’、‘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放于利而行’，是提倡面对利益时首先要想到道德的要求，想到利益是否属于自己‘应当’得到的。也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反对见到利益就把道德置诸脑后，甚至把追求个人利益当作行事的基本准则。”

    听了卓不凡的话，战智湛这才意识到自己对“义以为上”了解的肤浅。急忙虚心的问道：“不凡哥哥，这意思是不是说只要是合乎道德要求的、理当得到的利益，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取得？”

    卓不凡笑了笑说道：“呵呵……对！就是孔子所说的‘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我理解，就是在动机上反对‘以义求利’，但在结果上可以接受‘因义得利’。也就是说，反对在主观动机方面假仁义之名而行谋利之实，但并不反对在客观效果上因为行义而得到正当的利益特别是公共的大利。这一点体现得最典型的就是‘孟子见梁惠王’的故事。面对梁惠王‘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的提问，孟子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表面看来，孟子似乎是将道德与利益对立了起来，只讲‘义’不讲‘利’。实际上孟子认为，行仁义的结果是‘王天下’。即结束战乱，走向统一。这不仅是黎民百姓的最大的利益，而且是在行‘义’过程中得以实现的，在客观效果上可以说是‘义利双收’。”

    战智湛若有所思的说道：“嗯……也就是说，在特殊情况下就应该牺牲利益而成就道义。最极端的情况，就是孔子所说的‘杀身成仁’，孟子所说的‘舍生取义’。”

    卓不凡点了点头，笑着说道：“是的！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也就是说，当遇到‘义’与‘利’发生尖锐冲突而不可调和的特殊情况时，志士仁人决不为了苟活而做出损害仁义的事情，而是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成仁践义。”

    卓不凡的话使战智湛受益良多，将自己的言行向“义以为上”、行仁践义、行己有耻的君子靠拢，这可是关系到能否异于禽兽的大问题。也许，战智湛压根儿就不是经商的料。

    “哎……”战智湛正在教室困扰于枯燥的《理论力学》时，肩头忽然被人轻轻拍了一下。

    战智湛抬头望去，原来是同寝好友“避孕套”，于是有点惊讶的说道：“嘢……你咋没去看着你的书亭？你一惊一乍的想吓死俺咋的？”